我认识一位女诗人，认识的时候她还不是诗人。那时她是一名知青，刚刚下乡没多久，业余时间写诗。我对她的印象之所以很深，是因为她那时是激烈的“扎根派”，立志不回城的。那时候她的诗，所用多是“烈火金钢”一类的词汇。我看后，只能承认它们在政治内容上无可挑剔。
她的激进，不是表面的，而是发自内心。她瞧不起任何的平庸与妥协。我在那时也是“扎根派”，也写赞美知青运动的诗，但在她面前，我知道我这“扎根派”恐怕要打个折扣，弄不好就是修正主义。因为我骨子里一心想回城，想读大学。
那位女诗人则不同，她鄙视城市，也鄙视知识分子。当时我们有过几次文学通信，她在信中曾嘲讽过我的不坚定。信的内容我基本都忘光了，只记得其中有一句是“我是从不相信那些‘书本子们’的”。“书本子们”是指知识分子，专家教授者流。女诗人当时崇尚农民，那崇尚亦发乎真心，曾一度将自己的名字改为“泥巴”。
她那时虽小，但心高气盛，曾在一幅包括她在内的知青业余作者合影照片上，写下“明朝诗坛新一辈”的题识。
过了若干年，物换星移，诗坛崛起浩大的新潮。她果然成了诗坛新一辈，而且排名相当靠前。
后来又过了若干年，她开始写起了文章。挟新潮诗人的余威，她的文章文笔犀利，想象力很独特，仍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。只不过，她现在鄙视的对象已有所不同，变为引车卖浆者流了。比如，某个当年集体户的小姐妹，如今成了卖大饼油条的平庸妇人之类。
这些都没什么，人总是要有一点儿傲骨的。关键是，在“扎根派”与“新潮诗人”之间没有任何过渡！她是那样简单地就抹去了自己昨天的影子，一点儿也没有蜕变时的痛苦。无论是在她80年代的诗作里，还是在现在的文集里，都看不到曾有过这种痛苦。她仍然在嘲笑——包括嘲笑从前那个时代。好像她从没说过“我是从不相信那些‘书本子们’的”。
我终于懂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是从来不会错的，他们应称为“道德优越者”。过去是对的，现在也还是对，并将永远对下去。
假设我不了解她的过去，那么对她的文章一定会很佩服。但这只是假设。所以，我每每读到她写得很棒的文章时，心里面就只有冷笑——如果再次发生倒戈，那又该怎么说呢？
已经23年过去了，那些言辞激烈的信，我怎么也忘不了。
